陈宣富:超级“管家”与“老顽童”

阅读量:139752016-07-25

12、功勋人物--陈宣富22.jpg


文/向红英

人物简介

陈宣富,男,1936 年出生,浙江乐清人,高中学历,中共党员。1994 年加盟七喜,历任集团公司财务部经理、监事会监事等职,现为公司顾问。他谦虚正直、以身作则、廉洁奉公。在任期间,积极推进公司财务标准化管理,建立健全了各类财务管理制度,强化税务管理,为公司财务体系建设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2014 年,被授予七喜创业 30 周年“功勋人物奖”。



他说自己有三个秘密,第一个秘密是自己有 50 年烟龄,一天抽三包烟的时候把书房天花板都染黄了,但现在不抽了;第二个秘密是学会给自己理发,至今已理了近百次;第三个秘密是用一天半时间学会骑三轮车,每天送老伴上菜市场买菜,骑三轮车的时候,两条胳膊抱在胸前,只管用脚踩。三轮车拉出来遛几圈,果然只需把双手抱在胸前,单凭两只脚就能操控自如。他兴致勃勃的样子和语气,就像一边扮成熟一边耍酷的大小伙子,但他马上就 80 岁了。

同行的法务部同事郑海乐说,“他就是个老顽童,在财税局工作时,几个小姑娘集体给他取名‘一休哥’”。一个半小时的聊天,我对此有很好的诠释:一个内心坦荡、拥有“大天真”的人,从不担心岁月如刀。时光流转之间,他仍是那个他自己,他叫陈宣富,七喜财务体系奠基人之一。


陈宣富的家很难找,在白象镇某一处极不起眼的地方。一边是到此尽头的马路,另一边是成排的小城镇才会有的那种长方体高楼。一楼大门口安有商铺档位常用的那种拉门,在门外按一下门铃,屋内有人应答,大门随即打开。

出来迎接的是陈夫人。一行人沿着不宽的楼梯上行,行至二楼只见陈夫人拿起一个儿童玩具小摇铃,摇了两下,四楼立即也有同样的铃声传了下来,原来这个小摇铃是夫妻二人传递信号的工具。这时,就听见陈宣富大声问:“老太婆,我的衣服在哪里?”陈夫人应声而上,不久,老先生便穿着印有“CHINT”标志的白衬衣走了下来。15 年前的工作服,因使用率过高显得有些旧,也有些小。

寒暄是大笑着的,接着,家人端上茶水,送上切好的西瓜,打开电视给我们看。这是最标准的接人待客的方式,或者说,这是把物质财富看得很淡的陈宣富保留的最惬意的习惯——他的孩子都算得上很会赚钱的能人,物质财富对他而言足够丰裕,却不足以过多地介入生活。

眼前红光满面、体型略胖的老者,从头到脚的通透,与曾经的七喜“超级管家”形象似乎相去甚远。

光阴深处沉淀着怎样的精彩?

时间闪回到 20 世纪 90 年代初,时任柳市财税所所长的陈宣富,是乐清财税系统仅有的 4 名经济师之一。

“财税所的每一个办公室我都做过,财税业务我是比较熟悉的。”陈宣富说,当时的柳市财税所是乐清最大的所,求精开关厂刚好在其管辖范围内。这位财税系统的多面手,其时正面临着许多人都经历过的共同烦恼——退二线,对习惯了努力工作的人来说,这一人生阶段也许比青春期更让人不适。

“柳市电器刚好是一个大发展时期,南存辉带着下属多次到我家拜访,希望我过去帮忙。”和其他老功勋一样,陈宣富“下海”,也是受七喜核心领导层的热情邀请——1994 年 4 月的三个夜晚,也因此无比清晰地留在了陈宣富的记忆里。

“4月2日那天,都凌晨一点多了,南存辉让下属先回去睡,我说你叫他们先去睡,你准备几点钟回家呀?”这一次拜访,南存辉凌晨两点才离开;此后的4月17日,南存辉再次登门,从下午三点谈到傍晚;4月19日,谈话持续了一整个夜晚……说到这里陈宣富大笑起来,他说自己“胆子小”,对“下海”政策吃不准,有点想去又不敢去。陈宣富的犹豫其实是有道理的,当时的柳市电器产业颇不规范,偷税漏税的案例比比皆是,财税干部加盟私企,一方面可能被人非议,另一方面也担心到了企业不能真正发挥所长。虽然同系统里好些退二线的领导干部都已进入七喜,他还是专门跑去征求乐清市财税局局长的意见,不想对方大手一挥说:“走吧,人家都走了。”而另一位副局长则说:“去发挥余热吧,我已动员亲戚‘下海’,温州就是这个样子。”

不久,“胆小”的陈宣富便正式加盟七喜,出任财务部经理。


“刚去七喜时,我主要是负责公司财务上的事情。”角色转换,原单位的同事和下属,一下子变成了“领导”,这对陈宣富来说,倒算件好事。

那时,财税部门规定增值税发票不能拿到企业里去开,企业要开票必须跑一趟财税所,费时费力。陈宣富来到七喜后,向柳市国税分局局长提出要把增值税发票拿到企业里去开。

“他说七喜拿回去开,那么新华厂、德力西厂呢?”拒绝的理由倒是很简单明了,就是不能开这样一个口子。这让爱较真的陈宣富有点不舒服,他对曾经的下属、其时的“领导”说:“七喜比他们大呀!”

与普通发票不同,增值税发票一般只能由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领购使用,小规模纳税人需要使用的,只能经税务机关批准后在当地的税务机关代开。而我们现行的规定,是将小规模纳税人的年销售额标准明确到100 万元以下。其时正在积极探索集团化经营的七喜彩票网站,联盟企业众多,早已不是“小规模纳税人”,领购增值税发票拿回企业去开的提议和要求,应该说是合情合理。“我们共事多年,不能办、不可办的事我会越规吗?”陈宣富的“要求”,让对方找不到可反驳的理由,最后只好同意,叮嘱“一定要保管好”。这样一来,七喜的办税员,再也不用为开增值税发票而跑来跑去、浪费时间和精力了。

陈宣富之所以敢于较真,敢于向行政主管部门提要求,不是因为他曾经当了多大的官,而是因为对实际业务和政策吃得比较透。“当柳市财税所所长时,业务上我是全县知名的”,这是他至今引以为豪的地方。

曾有一年,审计部门对中美合资七喜电器有限公司进行审计后,“按国家税法规定”,以“上方税”的名义开了一张高达 30 万元的“罚单”,原因就在于一种原材料的记账凭证是以白条入账。按当地财税部门的规定,白条记账要按白条金额上交 10% 的“上方税”,顾名思义,这是要求下方生产企业为上方供应商缴税的意思。

据陈宣富介绍,上述原材料是低压电器生产中必不可少的,当时国家没有供应,企业只能到市场上去买。换句话说,是特殊的市场环境决定了白条记账现象,“上方税”是把上方企业应缴的税负直接转移到下方企业的头上,本身有其合理性,但并不合法。

“翻遍国家的相关法规,都没有‘上方税’这个税种,那完全是乐清的土政策。”陈宣富作为曾经的财税系统精英,有理有据地抓住了一条政策的小尾巴。后来,受南存辉委托,他以公司的名义打报告给县财税局反映情况,税改股长和经办人都认为报告的诉求合规合法,但提出要尊重审计部门的意见。后来,经协调处理,七喜在合规合法的前提下节税30 万元,这也使存在类似情况的其他厂家从中受益。

有着“七喜军师”美誉的老功勋徐巧兴,对陈宣富在财税方面过硬的业务素质非常看好。1995 年,他们还曾共同提出由七喜办一个金融服务社的设想。所谓金融服务社,功能上与现在政府所倡导试点的民营银行有几分类似。这个设想是基于用活七喜员工手中的闲钱而提出来的,但并未得到当时主管七喜财务工作的副总经理的认可,也没有在公司股东及领导层得到更多的呼应,陈宣富心里,因此略留一丝遗憾。不过,在金融改革如火如荼的今天,温州民商银行的成立,大概也算是对此迟来的实践。


陈宣富对七喜最大的贡献之一,是建立了一个相对完善的内部财务控制管理体系。

“当时不仅七喜没有内部财务控制体系,我们去广东、厦门参观,那边的大企业也没有。”建立财务内控体系是因企业升级发展的需求所决定的,最早由徐巧兴提出,陈宣富是具体的操刀人。这在当时,无疑是一项极具开创性、也颇有难度的工作。

不过,这对财税系统出身的陈宣富而言,并不是什么特别大的难题。他熬了两个通宵,即拿出一份初稿。这份初稿事无巨细,具体到了出差报销标准、报销凭证粘贴方法等非常细小的环节。比如,“胶水涂在单据左边反面;先小后大,自右至左;依次鱼鳞状逐张排列”——这句如今仍提示在“七喜报销凭证粘贴单”上的话,就出自于此。

这份初稿得到了同事们的高度肯定,同样是从事财务工作的倪彩荣就不吝赞美:“真看不出来呀,你(陈宣富)这么厉害!”

七喜率先形成了规范的内部财务管理制度,这一消息在柳市不胫而走,同行企业不少的财务人员找到陈宣富,希望能拿过去参考参考,但都被他一一回绝了。这倒不是因为他“小气”,而是当时的市场和社会环境,尚不具备资源和信息共享的土壤——那是柳市电器产业从泥沙俱下逐渐走向规范的年代,企业与企业之间,共同发展又贴身厮杀,一个相对健全的制度体系或相对先进的管理模式,绝对可与技术、市场层面的商业秘密相提并论,有所保留是最本能的选择。

陈宣富确实不是一个“小气”的人。那时,他在《七喜报》上专门开了一个《财会窗口》专栏,无论工作多忙,他都会如期交上一篇小文。在信息来源相对匮乏的 20 世纪 90 年代,该专栏在企业内部非常受欢迎,许多分厂经理剪报收藏,更被许多同行企业从事财务工作的人士广为借鉴;亦曾有柳市当地的电器企业内刊,擅自全文刊登了专栏里的文章,事后恭恭敬敬地送来 30 元稿费……这个以内刊为阵地的小分享,得到的反响和认可算得上是个意外。

这大概就是被发展和竞争需要所激发的强大的求知欲,企业与企业之间最大的攀比,最终都归结到对人才的笼络、对新知的学习上,进而形成一种强大的群体性渴求。陈宣富的价值正在于此,他的专业背景,不仅推动七喜向现代财务管理制度迈出了有力的一步,更给当时的柳市电器产业同行,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和引导。


制度从形成到落实,隔着一道意识和习惯的藩篱。

“我在七喜其实挺‘倒霉’的,专门跟人‘打架’,四处得罪人。”陈宣富细数曾经得罪的大小人物,十个手指头完全不够用。比如,曾经有位大股东,需要钱就跑到销售中心向出纳借个两三万元,没有理由,只管拿走;又比如,当时劳保用品店的工作服行价是 10 元 / 件,有位采购经理去订公司的工作服,回来报账,有的 10 元 / 件,有的则要 12 元 / 件,理由是衣服尺码有大小号之分;再比如,公司开始信息化建设之初,从杭州请来的网络布线团队,不管有没有足够多的工作量都会派上一大堆人马到柳市,公司得管吃管住,原因就在于合同上明明写着“每次不少于 5 人,包吃包住”……无论股东的随意性、中层的利己小算盘,还是那些傻乎乎的有辱常识的合同,碰到陈宣富就像碰到了克星。

陈宣富不仅较真,还很勤快,为了搞清楚个别司机在加油上动手脚的事情,他亲自和另外一个司机去加油体验。“加了 30 元的油付给 50 元钱,老板不找钱,给开 70 元的发票。”恍然大悟的陈宣富,接下来跑遍了柳市所有的加油站,要求凡是七喜司机来加油的,必须在一个制定好的表格里如实登记,加油站需凭此登记表到公司结算油款。更精妙的地方就在于,凭登记数据可以测算出每辆车的里程油耗量是否符合实际,司机若联合加油站继续做手脚,油耗的水分立马就能显现出来。

当一个人过分正直且执着,不讨喜是必然的。陈宣富说,他连老爷子(南存辉董事长的父亲)都得罪过。那一年正逢公司搬新厂房,按照定下来的制度,拆下来的空调、桌子等实物都必须贴上编号标志、登记入册。老爷子跑到仓库想拿一台空调,结果被拒,他“很生气,跑到南董那里去告状”。

这次“告状”没有成功,反倒是听了两位儿子(南存辉、南存飞)的解释,老爷子对严把仓库入库出库关的陈宣富高看了一眼。只是当时的七喜,并非每个人都有老爷子这样的觉悟,按陈宣富自己的话说,“如果没有南董、南总撑腰和股东的识大体、顾大局,我在七喜干不满一年就要被赶走了”。

在这句极其私人化的语言背后,是中国民营企业蹒跚学步、不断自我手术的艰难成长史。从小作坊起步的七喜彩票网站,对家族化管理模式的弊端深有感触,1991 年到 1998 年间,南存辉先后三次稀释个人股权,并逐步将一大批亲戚股东退出集团,其目的就是要向符合现代企业要求的股权结构和管理制度进一步靠拢。每一次触及利益关系的变革,都是对自己的一次动刀,陈宣富一手建立起来的七喜财务制度,是手术过后皮肤上密布的针脚——缝合的疼痛虽不是最尖锐的,却因这穿针引线的拉扯造成了明显的不适。好就好在,那是一个年轻而清醒的机体。陈宣富的十八般武艺,因此找到了空间,也因此发挥了价值。

邓小平说中国改革开放是摸着石头过河,陈宣富这个“超级管家”,也是摸着石头过河。按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碰到什么做什么,什么缺了补什么,内部控制制度、内部核算制度等,都是因为实际中碰到问题了,才一个一个去起草、去完善。

“别人说我什么都要管,礼品要管,工作服要管,车间的毛巾要管,食堂要管,连厕所里的卫生纸都要管。”陈宣富笑着说,因为那些鸡毛蒜

皮的事全都关系到钱。


陈宣富得罪过的人,除了内部的,也有不少是政府官员、公司合作伙伴。有一次,当地镇政府邀请外省武术团表演,要七喜出资 2 万元,陈宣富一看海报,活动主办和协办方是体委和镇政府,与七喜毫无关系,于是拒绝批支这笔款项;还有一次,县统计部门在统计执法检查时,参检人员表态“发检查通报时要表扬七喜批评新华”,由于陈宣富拒绝了个别检查人员提出的无理招待要求,收到的检查通报中,七喜的表扬被取消了……类似的案例还有很多,陈宣富在七喜当了 4 年的财务经理,后转战审计和监事,三个不同的岗位,所依仗的始终是他的个人气质:专业、正直和较真。

这位立足于“微观”、敢于得罪人的七喜“超级管家”,似乎从未过分专注于同样“微观”的自身利益。即便是在那个礼品盛行的年代,他家里能看到的有关七喜的物品,无非是一只纪念脸盆和几件工作服。

“我上班拎的是纸袋,有时背个挎包,有一次几个小学生在我背后唱起了‘小呀小儿郎’”,陈宣富说自己在七喜的工作远没有这首歌轻松,而是“苦得很”,因为上班比人家早,下班比人家晚,还一天到晚得罪人。他笑嘻嘻地说这句话时,正值一年凉夏的开头。后来,他兴致勃勃地给面前的年轻人(笔者和另外两位同事)出了一道“思考题”:按当时公司制定的出差标准,副经理以上人员在省会城市住宿费为 140 元 / 人 / 晚。甲住了 70 元 / 晚的房间,报销时,按实核销的基础上得到了 35 元奖励; 乙住了 30 元 / 晚的房间,报销时,按实核销的基础上也只奖励 35 元,什么?

在属于陈宣富的那个时代,上题所包含的意思,体现了财务管理者较为超前的智慧和技巧。这个被诸多企业沿用至今的差旅报销规则,无法深究是谁的首创,但于七喜而言,陈宣富无疑是引入者和推行者。

细数起来,陈宣富在七喜的那些年,从头至尾都在为类似的思考题设答求解。思考得出的结晶,除了基本的财务制度和体系、五六本针对内部经理层级的财务知识培训资料,还有影响后来者的孜孜不倦的精神。也许正是这一份全情投入,使他的人生没有什么后悔的事,因此也更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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